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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江苏绿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达华在2018年省两会的几个提案之中，也有一份提案专门针对这一现象。他建议：全面禁止电话、短信推销。这一提案当时经多家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说起拿出这一提案的初衷，孙达华告诉紫牛新闻记者，现在电话和短信推销太多了，无论是开会、吃饭、走路、坐车，都会接到推销的短信和电话。孙达华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对方也表示无能为力，并称他们也经常受到电话和短信推销的“骚扰”。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从1997年制度统一之日起就离不开财政补贴，从1998年转移支付的24亿元，到2017年的8004亿元，20年总共补贴了4.1万亿元，而目前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只有4.4万亿元，说明目前的存量基本都是财政补贴转换而来的。如果没有财政介入，3000亿元的结余只够支付一个月的。从统一制度算起，养老保险只有暂短的20年历史就离不开财政补贴，这在世界各国是十分罕见的，相较之下，美国1935年、加拿大1966年建立的制度，至今未曾有一块钱的财政介入。对财政补贴的原因，几乎所有学界和官方人士都将其解释为政府没有支付“转型成本”的结果，这个解释显然是错误的。理论上讲，中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需要支付两个“转型成本”：一是建立个人账户需要转型成本，但事实上绝大部分账户都是空的，“转型成本”已经“省却”；二是制度从建立之日起就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人”负担起来，支付给他们的养老金也是转型成本，但事实上，这个转型成本已经由工作一代的参保人通过支付很高的费率予以解决。就是说，两个转型成本里，一个是由于制度目标没有实现而已经“省却”，一个是由当代参保人“替”政府支付了。这个判断的佐证有两个：一个是从制度建立那天起，缴费率就是28%，而在不负责支付已退休者养老金的制度里，其缴费率曲线是一条从很低费率起步逐渐向右上方延伸的达30年左右的漫长曲线。另一个佐证是1997年统一制度至今已有21年，考虑到当时退休年龄较早，估计再有10年左右，这代人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就会全部退出这个制度，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制度不改革，届时财政补贴还是离不开的。因此，将4.1万亿元的财政补贴视为政府对转型成本的支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可直接通过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同时注意近年来其他应收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另外，需特别关注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企业在财报中一般会披露其他应收款的前五大欠款方，可依据此信息评估款项的回收期限、集中度及潜在风险，如果欠款方出现盈利严重下滑、借款逾约、失信或涉及诉讼案件等情况，往往使款项回收期限延长，风险加码。

格力电器2019年半年报显示，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金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中位居第8位，合计持有4339.64万股，持股比例为0.72%。格力电器的此次混改也标志着我国国企混改步入3.0阶段。海通证券介绍，始于2013年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1.0阶段，混改仅在央企子公司层面操作，国有独资企业引入非公、民企、外资，但国资占比仍在50%以上，仍保有绝对控股地位。2.0阶段，混改对象提升到上市公司层面，以联通混改为代表，国有股权降到50%以下，国有股东董事会席位也降至半数之下，但仍然是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而本次格力电器的混改中，国有大股东格力集团所持18.22%的股权转让15%后，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改变，意味着国企混改3.0阶段到来。

从6000人到200人2019年1月，ofo的关联企业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生股东变动，创始团队成员薛鼎、张巳丁退出，ofo方面表示，此动作系子公司的正常调整。有知情人士告诉Tech星球，创始团队陈正江等人还在跟随戴威坚守，但张巳丁和薛鼎已离职创业。

对于将公众心理视为影响未来经济结果影响因素的一家央行来说，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以及通胀预期的下降，可能更值得担忧。市场对此已积极完全地反映，美联储现在也已开始消化。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前美联储货币事务主管Bill English称，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